在1950年春季的北京，一位名叫史良的江苏女性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司法部长，深夜苦心撰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。这部仅有27条的法律中，她特别关注“离婚调解”条款，经过多次修改，终于将其定稿。史良坚信，婚姻的解体不仅影响夫妻二人，更会波及双方家庭的多代人。为了减轻离婚带来的社会影响，她将调解视为必要环节。
史良的执着来源于自身的经历。她在年轻时目睹邻居新娘被家暴致死，感受到婚姻的艰辛。1927年，她成为律师，接手了大量女性的离婚和家庭暴力案件。她在职业生涯中认识到，很多想要离婚的夫妻并非真正不再相爱，而是因为一时的冲突和情绪。而她写下：“中国的女人，吃亏不在婚姻难解，而在婚姻太易”，表达了她对婚姻轻易结束的担忧。
新法实施后，从1950年到2003年间，婚姻登记和离婚流程都经历了严格的调解程序。年轻人结婚需得到单位和社区的许可，离婚则需经过多次调解和社区干预，此制度有效缓解了冲动离婚现象。可自2003年新《婚姻登记条例》实施后，许多前置程序被取消，导致离婚数量激增，数据显示七年内离婚人数暴增三倍多。 球友会
2021年，《民法典》的实施引入了“离婚冷静期”政策，令离婚登记骤减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离婚登记数较前一年度骤降43%。研究显示，冷静期有效地让超过三分之一的夫妻在此期间选择了撤回离婚申请。
今年，婚姻登记数据再次出现下滑，预计全年结婚数量将降至新低。这一趋势引发了各地的“抢婚大战”。若未来能够恢复并强化调解制度，或许中国的婚姻状况将会得到改善，离婚率也可能随之降低。
